澳門日報のコラム「美麗街」の初回記事。
僕自身の気にそぐわない単語も羅列されてはいるが、まぁ好意的に受け止めましょうか。ｗ
“美麗街”欄目的文學風景
黃 琳
一、對話在多元的文化語境下
李歐梵在《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中通過對上海的建築、“亭子間”生活、公園和跑馬場、咖啡廳、電影院、印刷文化等的回顧描述，將上海的生活奇觀生活化，形成日常生活的場景，並借用作家文本的方式來構建上海都市文化，將作家作品乃至整個都市作為一個開放文本進行描述，試圖建立“精神之城”和“世俗之城”之間的對話。趙園在《北京：城與人》中寫道：“我越來越期望借助於文學材料探究這城、這城的文化性格，以及這種性格在其居民中的具體實現”，“經由城市文化性格而探索人，經由人——那些久居其中的人們，和那些以特殊方式與城聯繫，即把城作為審美物件的人們——搜尋城，我更感興趣於其間的聯結，城與人的多種形式的精神聯繫和多種精神聯繫方式。”兩書借助文學文本探討了城市的文化性格及文學作品對這種文化性格的彰顯，即在文學和城市之間建立某種聯繫，將作家作品和城市置於開放的文本當中，建立了“精神之城”與“世俗之城”之間的對話。正如趙園說的，“當人試圖把那城攝入自己的畫幅時，他們正是或多或少地用了那個城所規定方式攝入的。”城市的性格在潛移默化地影響着生活在城中的人，人在叙述城的時候也會不自覺地用該城所賦予的風格。由此，我們反觀澳門這座城市與本土創作，似乎也是按照這種軌道發展開來。
從慣常意義上講，當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類型文化定型之後，這些人為的文化隔離機制會導致成為一種“文化慣性”，這種慣性便形成了一種“文化的排他性”，這實際上是一種“文化本能”的體現，表現為以本土、主流文化去相容外來的、非主流的文化。然而，在澳門身上卻沒有明顯表現出這樣一種文化衝突的形態，即在澳門這個地方以葡萄牙為代表的拉丁文化和以儒家為核心的中華文化在四百年間，以一種“並育不相害、並行不相悖”的姿態，共同塑造着澳門特有的文化形態。四百年的異族管制並沒有在澳門注入戰爭的因素，相反，“華洋相處”的社會結構卻孕育了澳門溫和淡然的城市性格，她不但有着葡國人自由恬淡的拉丁性格，也有着華人內斂謙和的儒家氣質，而這實際上顯示了澳門面對異質文化所表現出的極大的包容性。聯合國和平奬獲得者池田大作，曾這樣評價過澳門：“澳門這種開放而兼收並蓄的精神給各國不同文化�疆採燦�彩。不言而喩，澳門文化將像燈塔一樣，給這個不安寧的世界帶來光明和希望。”所以有學者將其喩為“雞尾酒文化”、“鹹淡水文化”，這也就是說在“華洋雜處，中葡融匯”的文化碰撞中，即強調了兩種文化的多元共存、多元共生互不干擾的狀態，亦說明了於此基礎上塑造出的文化共融現象，使得四百多年來，東西方兩種異質文化在這方寸之地逆向交流，進而形成了一種“多元交融、中葡融匯”的和諧模式，這是異於同具殖民管治歷史的香港式的“衝突式融合”文化，澳門在文化的相容性和排他性之間，取得了一個很好的平衡點，中葡文化在澳門出現了一種良性的文化整合。在這樣的一種相對的平衡下，澳門文化呈現了一種溫和、涵括、穩定的生活狀態，這樣的文化氛圍更適宜生活，更貼近生活，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平民化”或說“日常性”的文化，而其中內蘊了對退回生活本眞的追求，人本主義精神的渴望。澳門獨特的文化氣質自然而然成就了這樣一種批評風格——看上去散淡、輕鬆但自有一番天地，對政治時事等大主題不欲干預但也有自由個人的主張。而作為澳門主流媒體的《澳門日報》副刋中的“美麗街”，作為女性文學專欄的非主流、舉重若輕、自主的邊緣，迴避宏大叙事的風格恰恰是對這種陰性氣質的表現和彰顯，這一專欄塑造和加強了澳門的文化認同感和城市氣質。
二、追求於繁博的學人生活中
“美麗街”是《澳門日報・新園地》副刋中的一個專欄，該專欄由七位女作者組成，每人每周一篇。這些女作者都是在澳門擁有一份固定工作的職業女性，有的是新聞工作者，有的是高校�鎧奸ね�的是公務員，這使她們在駕馭“美麗街”的時候擺脫了對稿費這種經濟上的依附關係後，“寫作”不再是作者們生存的手段，而成為她們追求精神家園、表情達意的一種管道，使她們可以以更自由、輕鬆的心態進行書寫。學者趙園撰文《隨意書寫的快樂》認為這樣的寫作，“有助於心理的調節，也使得不便納入學術文體的感觸有所安頓。”上海擅寫都市小品文的潘向黎說：“編輯是我的工作，寫作是我的愛好，我不靠稿費養活自己，所以我可以說我對寫作的愛是純潔的，（寫作是）為了尋找人群中潛在的同類。”這樣的一種書寫心態，使“美麗街”的作者們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大衆啟蒙的角色，在寫作中融入了更多個人化的藝術追求，更多地關注日常生活的描寫和情調上的塑造，其整體風格上表現為“�療�”和“自我”兩方面的特徵，而這正是與中國內地三十年代興起的“小品文”的寫作主張——“以自我為中心，以�療�為格調”，有着某種跨時代的暗合，突出表現在“�療�”和“自我”風格的彰顯。
另外，從題材上來講，“美麗街”的作者群由女性構成，女性的天性決定了她們對日常生活的關注，鍾情於對日常瑣細的書寫，專欄的大部分文章多是以日常生活為圓心，文章與生活的原生態呈現出無限貼近的趨勢，在語言的眞實和當下生活之間建立一座相通的橋樑。她們以眞實坦率的心靈書寫着自身生存境遇的個人話語和一己情懷，以細膩委婉的語調對日常的瑣細津津樂道，在“一堆日常瑣事”之中透着“幾分人之常情”。或是叨念家常理短，柴米油鹽，或是由一齣戲、一本書中激發對生活的感悟，一件小事激發着一點點小的感動，探出一點點小的哲理，抑或只是有一種不吐不快的衝動，想和大家分享着這份小小的驚奇，沒有微言大義的隆重，卻有着把酒話桑麻的酣暢，隨處散發着溫馨的生活氣息。在幾位女作家中，林中英最好寫生活瑣事，也許是因為年齡的原因，在她的文章中隱隱透露着對生存的感悟，溫和的語調卻不失活潑，生活化的語言中顯露着盎然的“理趣”。她的文章少有女性的嬌媚，感時傷春的多情，而是於流暢的行文中盡顯着母性的柔情和智慧，在專欄衆多的女作者中，她的文章多了一份“歲月之思，人生之感”。區仲桃擅寫遊記，她的文章幾乎都是其“在路上”的所見所聞，跟隨她的文章，看希臘點點星空，體會因為旅遊和朋友而達到心靈上相通的溫馨，她和讀者傾訴着在泰國尋找快樂的驚喜、在日本感受歷史的沉重，沉迷意大利邊城的輕鬆愜意。區仲桃不像其他本地作家寫澳門的民生，這源於其對這座城市的疏離感，使作者產生一種“跑出去”的慾望，在“奔走”的過程中，泛出的卻是作者淡淡的��愁。她懷着一份漂泊的心境，使讀者跟隨她作“精神上的流浪”，但是在表達上卻卸下了“文化苦旅”的沉重，以一種輕鬆的姿態將信手拈來的趣聞消融在現實語境當中，成為當下生活的襯托和點綴。
三、創新自各式的話語空間中
不過“美麗街”並不是將所有目光都集中在日常生活瑣細的書寫，因為屬於日報報刋專欄文章，發表在副刋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新聞時效性的意義。王統照曾在《散文的分類》中將這一類的報刋散文稱為“時代的散文”，即“是指發表於雜誌報紙之文字而具有文學趣味者，並非純粹指與時代隔離的散文。”也就是說，“美麗街”處於新聞的場域中，除了具有文學性的特徵，也有着新聞性的特徵，關照民生和時政。不過作者在處理這些所謂的“硬”題材時，“美麗街”作者們不再為聖人立言，代天宣�魁ぜ�是以俗常性的話語方式，將社會的一些重大事件變成飯後的談資，她們會於文中也表示愛憎，方式好似在咖啡館、茶館等地方，以談話的口吻討論時政新聞，不去深究，不進行邏輯性的推理，語言親切，意義直白。這些文章中，作者們在表面上披上了一層“中性”的外衣，或客觀陳述事實闡明觀點，或秉筆直書時政利害，但是從文章中作者們旣不想假文字之力“挽頹靡世局”，亦不是為政府“歌功頌��”，她們只是借助“美麗街”這個空間表達自己的看法。正如胡夢華在論述絮語散文的取材範圍的時候說過，“國家政聞、社會輿論不大說的，有時也許討論得着，但不是嚴詞正意地有頭有序的記出來。……就好像你看了報紙，或在外邊聽了什麼新聞回來，圍着桌子低聲細語的講給你的慈母、愛妻或密友聽。我再把它的意義說顯一點罷，——就好像你們常經驗過的茶餘飯後的�涼漫�”而“美麗街”作者群之一的穆欣欣也自言“不相信文以載道，從來就沒有什麼使命感說要去改變什麼。”比如，作者在寫澳門回歸十周年的話題時，並沒有將着眼點放在宏觀描述上，而是由特區回歸十年，聯想到老搭檔的齊�骸�的十年變化“不變的是博聞強記和滔滔不絕；變化的是得上了糖尿病，……十年前豐滿，鏡頭裏只見一張臉，十年後成功減重，這張臉上鏡多了……”行文風趣輕鬆，卸去使命感，由看到老朋友十年的變化的喜��，折射出作者對澳門回歸十年後變遷的欣喜之情。另外就是沈尙�悄�她的文章觀點鮮明，也許正因為她曾任《澳門日報》外文翻譯這個身份，“根本沒有多餘時間去想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每天要接觸國際內地的各種時事新聞，這使她的文章充滿着中性色彩，雜文式的筆調中流露着對世界政局和社會現象的關注，比如在《平安旅遊》雖然表面是在寫到所謂的“恐怖分子基地”旅遊，但實際上是在批判西方傳媒對這些國家所作的“妖魔化”報道。可以看出，在處理這些大題材上，作者也是舉重若輕，在擺脫政治功利色彩的基礎上，將自我的性情和社會人生的關注相融合，於文本透露創作主體的性情，這實際上是在強調一種為人為文的精神。
澳門文學評論家黃文輝說，“目前被稱為文學作品的澳門作家作品集，大部分其實是報紙副刋作品結集而成，特別是散文，恕我孤陋寡聞，還數不出有哪一本澳門作家的散文集不屬此類。”“美麗街”則是以“個人化”的寫作方式，“眞實”、“個人”的姿態被納入到“公共空間”的領域中來的。作為一種面對公共空間的創作方式，在大衆文化提倡多元共生的民主精神，主張自由、�醉禿�文化性格底色下，“美麗街”通過個人化、俗常化的方式成為普通人表達心聲的途徑，散發着以個體生命為中心的世俗人文主義關懷，使得不同的個體以協商對談的方式將個人的言論得到自由表達，在凸顯個性的同時，實際上蘊含着對異己話語的包容性，這種多元性話語空間的建立，實際上是對單一的、強制性話語意識的一種反撥。“美麗街”以其獨特的寫作方式開創了澳門公共空間言說的一種形式，這種包容、平和、自主的言說方式恰恰是對澳門所具有的多元、溫和、散淡、平易的陰性文化氣質的一種彰顯。澳門沒有經歷過戰爭洗禮，甚至沒有出現過激烈的衝突和文化轉型，“美麗街”在這樣的一種相對較為平靜的社會大環境中，無法感知外界對自身生存的巨大衝擊，她們心安理得地享受平靜的生活，樂於分享生活中的點滴經驗，她們寫家務事、談瑣事、論古今，卻沒有張愛玲筆下那透徹人心的悲涼，她們以靜觀的心態在俗常性的描寫中散發着對世俗人生的雅賞，感受着平凡生活的樂趣。正如有學者指出，“一個本色的生活時代開始了它對於‘平凡’的意義追求……‘平凡’的生活和樂趣，意味着人已經學會了坦然面對生活並接受生活，學會了一邊放逐精神實踐一邊迎接感性直觀的生活樂趣。”
昨年の初頭からライブドア・ブログの容量が無制限になったのをきっかけに、画像を大きいまま貼り付けたり、また今年の何時ぞやから中国語（繁字体・簡字体とも）の表記が出来るようになり、嬉々として記事中に添付している昨今。
まぁ「テスト」だな。ｗ
僕自身の気にそぐわない単語も羅列されてはいるが、まぁ好意的に受け止めましょうか。ｗ
“美麗街”欄目的文學風景
黃 琳
一、對話在多元的文化語境下
李歐梵在《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中通過對上海的建築、“亭子間”生活、公園和跑馬場、咖啡廳、電影院、印刷文化等的回顧描述，將上海的生活奇觀生活化，形成日常生活的場景，並借用作家文本的方式來構建上海都市文化，將作家作品乃至整個都市作為一個開放文本進行描述，試圖建立“精神之城”和“世俗之城”之間的對話。趙園在《北京：城與人》中寫道：“我越來越期望借助於文學材料探究這城、這城的文化性格，以及這種性格在其居民中的具體實現”，“經由城市文化性格而探索人，經由人——那些久居其中的人們，和那些以特殊方式與城聯繫，即把城作為審美物件的人們——搜尋城，我更感興趣於其間的聯結，城與人的多種形式的精神聯繫和多種精神聯繫方式。”兩書借助文學文本探討了城市的文化性格及文學作品對這種文化性格的彰顯，即在文學和城市之間建立某種聯繫，將作家作品和城市置於開放的文本當中，建立了“精神之城”與“世俗之城”之間的對話。正如趙園說的，“當人試圖把那城攝入自己的畫幅時，他們正是或多或少地用了那個城所規定方式攝入的。”城市的性格在潛移默化地影響着生活在城中的人，人在叙述城的時候也會不自覺地用該城所賦予的風格。由此，我們反觀澳門這座城市與本土創作，似乎也是按照這種軌道發展開來。
從慣常意義上講，當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類型文化定型之後，這些人為的文化隔離機制會導致成為一種“文化慣性”，這種慣性便形成了一種“文化的排他性”，這實際上是一種“文化本能”的體現，表現為以本土、主流文化去相容外來的、非主流的文化。然而，在澳門身上卻沒有明顯表現出這樣一種文化衝突的形態，即在澳門這個地方以葡萄牙為代表的拉丁文化和以儒家為核心的中華文化在四百年間，以一種“並育不相害、並行不相悖”的姿態，共同塑造着澳門特有的文化形態。四百年的異族管制並沒有在澳門注入戰爭的因素，相反，“華洋相處”的社會結構卻孕育了澳門溫和淡然的城市性格，她不但有着葡國人自由恬淡的拉丁性格，也有着華人內斂謙和的儒家氣質，而這實際上顯示了澳門面對異質文化所表現出的極大的包容性。聯合國和平奬獲得者池田大作，曾這樣評價過澳門：“澳門這種開放而兼收並蓄的精神給各國不同文化�疆採燦�彩。不言而喩，澳門文化將像燈塔一樣，給這個不安寧的世界帶來光明和希望。”所以有學者將其喩為“雞尾酒文化”、“鹹淡水文化”，這也就是說在“華洋雜處，中葡融匯”的文化碰撞中，即強調了兩種文化的多元共存、多元共生互不干擾的狀態，亦說明了於此基礎上塑造出的文化共融現象，使得四百多年來，東西方兩種異質文化在這方寸之地逆向交流，進而形成了一種“多元交融、中葡融匯”的和諧模式，這是異於同具殖民管治歷史的香港式的“衝突式融合”文化，澳門在文化的相容性和排他性之間，取得了一個很好的平衡點，中葡文化在澳門出現了一種良性的文化整合。在這樣的一種相對的平衡下，澳門文化呈現了一種溫和、涵括、穩定的生活狀態，這樣的文化氛圍更適宜生活，更貼近生活，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平民化”或說“日常性”的文化，而其中內蘊了對退回生活本眞的追求，人本主義精神的渴望。澳門獨特的文化氣質自然而然成就了這樣一種批評風格——看上去散淡、輕鬆但自有一番天地，對政治時事等大主題不欲干預但也有自由個人的主張。而作為澳門主流媒體的《澳門日報》副刋中的“美麗街”，作為女性文學專欄的非主流、舉重若輕、自主的邊緣，迴避宏大叙事的風格恰恰是對這種陰性氣質的表現和彰顯，這一專欄塑造和加強了澳門的文化認同感和城市氣質。
二、追求於繁博的學人生活中
“美麗街”是《澳門日報・新園地》副刋中的一個專欄，該專欄由七位女作者組成，每人每周一篇。這些女作者都是在澳門擁有一份固定工作的職業女性，有的是新聞工作者，有的是高校�鎧奸ね�的是公務員，這使她們在駕馭“美麗街”的時候擺脫了對稿費這種經濟上的依附關係後，“寫作”不再是作者們生存的手段，而成為她們追求精神家園、表情達意的一種管道，使她們可以以更自由、輕鬆的心態進行書寫。學者趙園撰文《隨意書寫的快樂》認為這樣的寫作，“有助於心理的調節，也使得不便納入學術文體的感觸有所安頓。”上海擅寫都市小品文的潘向黎說：“編輯是我的工作，寫作是我的愛好，我不靠稿費養活自己，所以我可以說我對寫作的愛是純潔的，（寫作是）為了尋找人群中潛在的同類。”這樣的一種書寫心態，使“美麗街”的作者們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大衆啟蒙的角色，在寫作中融入了更多個人化的藝術追求，更多地關注日常生活的描寫和情調上的塑造，其整體風格上表現為“�療�”和“自我”兩方面的特徵，而這正是與中國內地三十年代興起的“小品文”的寫作主張——“以自我為中心，以�療�為格調”，有着某種跨時代的暗合，突出表現在“�療�”和“自我”風格的彰顯。
另外，從題材上來講，“美麗街”的作者群由女性構成，女性的天性決定了她們對日常生活的關注，鍾情於對日常瑣細的書寫，專欄的大部分文章多是以日常生活為圓心，文章與生活的原生態呈現出無限貼近的趨勢，在語言的眞實和當下生活之間建立一座相通的橋樑。她們以眞實坦率的心靈書寫着自身生存境遇的個人話語和一己情懷，以細膩委婉的語調對日常的瑣細津津樂道，在“一堆日常瑣事”之中透着“幾分人之常情”。或是叨念家常理短，柴米油鹽，或是由一齣戲、一本書中激發對生活的感悟，一件小事激發着一點點小的感動，探出一點點小的哲理，抑或只是有一種不吐不快的衝動，想和大家分享着這份小小的驚奇，沒有微言大義的隆重，卻有着把酒話桑麻的酣暢，隨處散發着溫馨的生活氣息。在幾位女作家中，林中英最好寫生活瑣事，也許是因為年齡的原因，在她的文章中隱隱透露着對生存的感悟，溫和的語調卻不失活潑，生活化的語言中顯露着盎然的“理趣”。她的文章少有女性的嬌媚，感時傷春的多情，而是於流暢的行文中盡顯着母性的柔情和智慧，在專欄衆多的女作者中，她的文章多了一份“歲月之思，人生之感”。區仲桃擅寫遊記，她的文章幾乎都是其“在路上”的所見所聞，跟隨她的文章，看希臘點點星空，體會因為旅遊和朋友而達到心靈上相通的溫馨，她和讀者傾訴着在泰國尋找快樂的驚喜、在日本感受歷史的沉重，沉迷意大利邊城的輕鬆愜意。區仲桃不像其他本地作家寫澳門的民生，這源於其對這座城市的疏離感，使作者產生一種“跑出去”的慾望，在“奔走”的過程中，泛出的卻是作者淡淡的��愁。她懷着一份漂泊的心境，使讀者跟隨她作“精神上的流浪”，但是在表達上卻卸下了“文化苦旅”的沉重，以一種輕鬆的姿態將信手拈來的趣聞消融在現實語境當中，成為當下生活的襯托和點綴。
三、創新自各式的話語空間中
不過“美麗街”並不是將所有目光都集中在日常生活瑣細的書寫，因為屬於日報報刋專欄文章，發表在副刋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新聞時效性的意義。王統照曾在《散文的分類》中將這一類的報刋散文稱為“時代的散文”，即“是指發表於雜誌報紙之文字而具有文學趣味者，並非純粹指與時代隔離的散文。”也就是說，“美麗街”處於新聞的場域中，除了具有文學性的特徵，也有着新聞性的特徵，關照民生和時政。不過作者在處理這些所謂的“硬”題材時，“美麗街”作者們不再為聖人立言，代天宣�魁ぜ�是以俗常性的話語方式，將社會的一些重大事件變成飯後的談資，她們會於文中也表示愛憎，方式好似在咖啡館、茶館等地方，以談話的口吻討論時政新聞，不去深究，不進行邏輯性的推理，語言親切，意義直白。這些文章中，作者們在表面上披上了一層“中性”的外衣，或客觀陳述事實闡明觀點，或秉筆直書時政利害，但是從文章中作者們旣不想假文字之力“挽頹靡世局”，亦不是為政府“歌功頌��”，她們只是借助“美麗街”這個空間表達自己的看法。正如胡夢華在論述絮語散文的取材範圍的時候說過，“國家政聞、社會輿論不大說的，有時也許討論得着，但不是嚴詞正意地有頭有序的記出來。……就好像你看了報紙，或在外邊聽了什麼新聞回來，圍着桌子低聲細語的講給你的慈母、愛妻或密友聽。我再把它的意義說顯一點罷，——就好像你們常經驗過的茶餘飯後的�涼漫�”而“美麗街”作者群之一的穆欣欣也自言“不相信文以載道，從來就沒有什麼使命感說要去改變什麼。”比如，作者在寫澳門回歸十周年的話題時，並沒有將着眼點放在宏觀描述上，而是由特區回歸十年，聯想到老搭檔的齊�骸�的十年變化“不變的是博聞強記和滔滔不絕；變化的是得上了糖尿病，……十年前豐滿，鏡頭裏只見一張臉，十年後成功減重，這張臉上鏡多了……”行文風趣輕鬆，卸去使命感，由看到老朋友十年的變化的喜��，折射出作者對澳門回歸十年後變遷的欣喜之情。另外就是沈尙�悄�她的文章觀點鮮明，也許正因為她曾任《澳門日報》外文翻譯這個身份，“根本沒有多餘時間去想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每天要接觸國際內地的各種時事新聞，這使她的文章充滿着中性色彩，雜文式的筆調中流露着對世界政局和社會現象的關注，比如在《平安旅遊》雖然表面是在寫到所謂的“恐怖分子基地”旅遊，但實際上是在批判西方傳媒對這些國家所作的“妖魔化”報道。可以看出，在處理這些大題材上，作者也是舉重若輕，在擺脫政治功利色彩的基礎上，將自我的性情和社會人生的關注相融合，於文本透露創作主體的性情，這實際上是在強調一種為人為文的精神。
澳門文學評論家黃文輝說，“目前被稱為文學作品的澳門作家作品集，大部分其實是報紙副刋作品結集而成，特別是散文，恕我孤陋寡聞，還數不出有哪一本澳門作家的散文集不屬此類。”“美麗街”則是以“個人化”的寫作方式，“眞實”、“個人”的姿態被納入到“公共空間”的領域中來的。作為一種面對公共空間的創作方式，在大衆文化提倡多元共生的民主精神，主張自由、�醉禿�文化性格底色下，“美麗街”通過個人化、俗常化的方式成為普通人表達心聲的途徑，散發着以個體生命為中心的世俗人文主義關懷，使得不同的個體以協商對談的方式將個人的言論得到自由表達，在凸顯個性的同時，實際上蘊含着對異己話語的包容性，這種多元性話語空間的建立，實際上是對單一的、強制性話語意識的一種反撥。“美麗街”以其獨特的寫作方式開創了澳門公共空間言說的一種形式，這種包容、平和、自主的言說方式恰恰是對澳門所具有的多元、溫和、散淡、平易的陰性文化氣質的一種彰顯。澳門沒有經歷過戰爭洗禮，甚至沒有出現過激烈的衝突和文化轉型，“美麗街”在這樣的一種相對較為平靜的社會大環境中，無法感知外界對自身生存的巨大衝擊，她們心安理得地享受平靜的生活，樂於分享生活中的點滴經驗，她們寫家務事、談瑣事、論古今，卻沒有張愛玲筆下那透徹人心的悲涼，她們以靜觀的心態在俗常性的描寫中散發着對世俗人生的雅賞，感受着平凡生活的樂趣。正如有學者指出，“一個本色的生活時代開始了它對於‘平凡’的意義追求……‘平凡’的生活和樂趣，意味着人已經學會了坦然面對生活並接受生活，學會了一邊放逐精神實踐一邊迎接感性直觀的生活樂趣。”
昨年の初頭からライブドア・ブログの容量が無制限になったのをきっかけに、画像を大きいまま貼り付けたり、また今年の何時ぞやから中国語（繁字体・簡字体とも）の表記が出来るようになり、嬉々として記事中に添付している昨今。
まぁ「テスト」だな。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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